南方的麻逸在没有任何波澜的情况下就这样消失了，如今华夏的海军在那里建立了三个海军基地，以满足海军对南亚的控制。

据后来听李俊说到，当初麻逸国王想要放下身段亲自前往华夏燕京进行赎罪，但是被他给制止了。李俊认为像这样的小国家，根本无法和华夏进行平等商谈，他直接宣布麻逸灭绝了，最后在那里建立了三个自治区完事。

结果这麻逸国王直接就从最高位置直接沦落到普通百姓，最后直接被饿死了，省却了华夏的不少手续。

麻逸解决完了，渤泥还是个问题。和麻逸不同，这渤泥国可一直是个乖宝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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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空雪花飘飘洒洒落下延安府北边的一个村子里，人们正在忙碌着。

村子的里正高声喊道：“还有没领到煤炭的吗，赶紧往前走，天冷，莫让军中的弟兄们受冷。”

此时平西军的一个军官也站起来高声喊道：“乡亲们，莫着急，大家都有份，但是得先让军属优先，而且军属的分量是大家的三倍，这可是皇帝陛下规定的。”

此时估计不少看官说话了，凭什么当兵的要比百姓多？估计此时的百姓也是这个想法，但是军官也说了，军属优先！如果你家中有人在军中效力，别说这点煤炭了，甚至是田地都有人给你耕种。

村西头的老马家是最后一个得到的消息，也不怪她。毕竟在村子的最外边，加上平日里与村子没什么来往，久而久之就将这户人家给忘了。

但是老马家父子一起参军，这可是整个村子从来没有过的，这些年老马家媳妇自己拉扯着几个孩子慢慢长大，在村中也没少受人欺负。

老马媳妇小声的问平西军军官：“长官，你说我那口子现在还活着吗？这四五年了，也没给家中一点音信。”

这名军官一听这话沉默了，他问道：“这几年给家邮薪水了吗？是多少？”

老妈媳妇一五一十的将每月的收入说了出来，听到这个数字后，军官一脸轻松的说道。

“老嫂子，你放心，你男人和你孩子还活着。如果有一天你得到了一大笔钱到账，那才是噩耗。”

因为平西军的薪金是有着严格规定的，像是老马媳妇说的这个收入，因该是排长级别的，至于是老子是排长还是儿子是排长就另当别论了。

由于这几年华夏一直对外用兵，致使几乎每个村庄乡镇都有青壮参加军队，使得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军队。

慢慢地使得整个华夏百姓都有参与，但是税收还是华夏建国初期那个政策，使得不少官员说得适当进行改革了。

其实在宋朝时期的仁宗时代就进行过这样的改革。

老百姓可以选择租种朝廷的公田。按当时白纸黑字的规定，公田的地租比租种私田要低，但公田的佃户们却常年受到官吏的敲诈勒索，实际负担往往远超过字面上的地租。

当然，百姓也可以耕种自家的田地（私田），当然也需要向朝廷缴纳各种赋税。可是，前文里包拯与刘挚提到的折变征税的重灾区就是民田（私田）。

折变征税还不是最残酷的，当时所谓的“支移”才是最无情的。

“支移”的意思是：百姓不但必须缴纳田赋，还需自费将田赋运送到需要粮草的指定仓库。这只是字面上的意思，在实际操作中，支移其实是官府“脑洞大开”逼迫百姓掏钱的增收手段。

官府所指定的目标仓库其实未必真的缺粮，他们只是给百姓指明一个路途遥远的目的地，名义上让他们亲自运粮过去“救急”。其实，老百姓没有能力既出车、又出人、还出钱去跑这么远运送粮食。为了图方便，百姓会选择直接在目的地买粮，然后交给当地官仓。而当地官府通过高价卖粮，就从老百姓身上赚了一大笔钱。

这才是“支移”的本来面目。

所谓“城邑”，指的是城市居民需要缴纳宅税、地税、茶课、盐课等杂税。反正为了增税，北宋朝廷把老百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。比如盖房子要征税，娶媳妇要征税，出远门读书，路过税卡，随身携带的铜钱、铁钱也要纳税，连农具也要收税。

所谓“杂变”，指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税种，这就得看官府有什么“癖好”了。比如，某地官府需要牛皮，就直接下文件向百姓征收牛皮；需要箭杆了，就下文件向百姓征收箭杆。反正只要官府盖了章、批了红，老百姓就得把相应的东西交上来。至于这类征税符不符合政策规定，那就别在意了。

所谓“丁口”，就是俗称的人头税。早在宋真宗时期，南方就已经出现变态的丁口税了。当时，两浙、福建、荆湖、广南等地的人头税收得特别狠，使得当地百姓不敢再养儿子，生了儿子要么抛弃，要么卖掉，要么送给庙里。

除了以上通过征税来搜刮民脂民膏外，北宋朝廷当然也十分重视通过官方垄断的渠道来增收。

举例来说，当时帝都开封（汴京）的酒业经营实施的是“榷曲法”，即对造酒的店铺实行“配曲”，一个店铺能造多少酒取决于他能从官府手里购买到多少酒曲的配额，而购买酒曲配额的钱就叫做“曲钱”。

食盐垄断也是类似的情况。不过最变态的情况却发生在北宋后期。

当时，北宋联金灭辽后，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。然后，接受当地的北宋官员把宋金的盐法也一并移植了过来。史料记载，在辽国统治的时代，当地只需11文钱就可以买到差不多1斤盐。但北宋官员来了之后，直接把盐价提高到250—280文钱一斤，是之前的20余倍。

以上都是陈舜俞在奏疏中对仁宗时代的客观批评，但是，他的奏疏跟包拯的一样，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

其实，除了包拯和陈舜俞指出的有关赋税残酷现实之外，北宋时期的差役也很要命。

宋代的差役是一种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徭役。以前的徭役一般是指百姓必须出人出物力去协助官府修城、筑堤、造桥等。而差役则包含更广，要求有一定财产的百姓必须出人出钱去为官府运送物品、看管府库、督收赋税、追捕盗贼……相当于地方衙门直接把老百姓拉过来当士兵、协警、城管、保安、司机等，而且还不给编制、不发薪水。更可气的是，官府的差役不但强迫百姓脱离生产，还要求百姓必须付出钱粮来完成工作的运转（比如押送钢运要自备路费，还得包赔损失），经常导致老百姓们家破人亡。

所以说，华夏并不沿用宋朝的管理体系。按照现在的需求，建立新的地方官府体系，最起码压榨百姓的现象是没有了。